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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教会在中国的简史(三)
发布日期: 2016-11-21  信息来源:四川民宗委网站  浏览次数:6392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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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末利玛窦的传教工作至清初的礼仪之争
  15世纪末叶,西班牙、葡萄牙两国的航海家,发现了东来的航海路线,传教活动又再炽热起来。16世纪初,教宗亚历山大6世以「保教权」的形式划定了两国的传教和势力范围。1533年,葡萄牙在葡属印度亚设立了主教区,其管辖地区由南非的好望角一直伸展至日本。1552年,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成功地来到中国境内,他雇船偷渡抵达广东省南岸的上川岛,等候机会进入大陆时,不幸病逝于岛上。1555年,耶稣会省会长巴拉多曾在广东居留了一个月。1557年,葡萄牙人正式获准在澳门居留,澳门成了传教士东来的根据地,但内陆仍然实施闭关自守政策。1576年,教宗额我略13世正式成立澳门教区,管辖日本、中国和安南等处教务。1578年,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到达澳门,他主张传教士应学习中文和熟悉中国文化,以方便传教工作,这为中国的传教事业带来了新的路向。
  影响中国传教工作深远的耶稣会士利玛窦,1552年生于意大利。19岁进初学院。1578年来东方传教,首先到了印度的果亚,并在此进铎。1582年到达澳门,立即开始学习中文,并开始研究中国儒学。1583年,利玛窦与罗明坚(意籍)获肇兴知府准许在肇兴定居。两人在肇兴期间,利用由欧洲带来的物品引起当地人的兴趣,并穿僧服,以西僧自称。1590年,利玛窦北上韶州,两年后改僧为儒,穿儒服,行儒礼,因为他明白到儒家才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受敬重的学派。随后,利玛窦先后前往南京和南昌,并争取机会北上赴京。
  1600年,利玛窦带贡品进京,并于1601年到达,可惜并未得到当时万历帝的接见。贡品中有两座自鸣钟,皇帝恐怕自鸣钟失效后没有人能修理,便吩咐传教士人不得离开北京,利玛窦多年留京的心愿,终于得以实现。在京期间,利氏展开了他的传教工作,并结识了不少士大夫。其实早在南京居留期间,利玛窦已认识了当时的举人徐光启。徐光启与李之澡和杨廷筠,被誉为「中国教会的三大柱石」,对中国教会的发展贡献良多。徐光启于1603年在南京由罗如望学道受洗,后官至礼部尚书,并拜宰相。徐光启曾协助利玛窦翻译「几何原本」,并着论说天主教义可「补儒抑佛」。李之藻为杭州人,官至太仆寺卿,他曾协助利玛窦翻译不少科学书籍,他于1610年由利玛窦亲自付洗入教。杨廷筠也是杭州人,官至御史和京兆尹,1611年由郭居静神父付洗入教。
  利玛窦于1610年在北京因病去世。在利玛窦的努力下,在17世纪初,在北京、南京、南昌、上海等地,已有了天主教团体的建立,信徒人数大约有2千人。在传教工作方面,利玛窦强调应把中国文化中美的、善的和正大光明的元素,加以保留赞扬。他提倡以儒家的教训作为基础,然后把它们加以公教化。此外,利玛窦致力于翻译的工作,并以中文著作了不少阐释天主教教义的书籍。利玛窦这些的传教方针,在4个世纪后的今天,备受教会所推祟。
  利玛窦死后不久,曾发生了教难,但为时甚短。其后徐光启推荐传教士邓玉函从事「修历」的工作,成了耶稣会士在钦天监内任职之始。邓玉函死后,由汤若望接任。汤若望是德籍的耶稣会士,精通天文学,曾三度准确预测月蚀,受到朝野的重视。除了从事修历的工作外,汤若望亦曾为明廷铸炮,保卫京师。当时在皇宫内已有不少人进教,其中较出名的是太监庞天寿。明朝末年,天主教已在各省公开宣传,教徒人数亦增至大约15万。
  除了耶稣会外,道明会、方济会和其它修会也相继派遣传教士来华。
  清兵入关时,不少传教士死于战乱之中,但汤若望仍留在北京,其后更获清廷委任为钦天监监正,顺治帝对他敬爱有加。但顺治帝死后,杨光先发动教难(1664年),奉教官员被斩首,传教士被押解至广东拘留。汤若望亦被捕下狱,其后由于天空出现异象,才被释放。当时教务困难,幸得国籍司铎罗文藻神父独力支撑全国教务。罗文藻大约于1611年在福建出生,1650年在菲律宾加入了道明会,1654年被祝圣为首位国籍司铎。在杨光先教难期间,他走遍国内各地,鼓励各地的教团,并为2500多名新入教者施洗。由于罗文藻神父功绩卓绝,教宗格来孟10世于1674年任命他为南京代牧。不幸由于教会内部的纷争,迟至1685年罗文藻才在广州被伊大任主教祝圣为主教。
  康熙帝亲政后(1666年),祟尚西学,对天主教和西方的传教士甚有好感。他亲见拜南怀仁(比籍)为师,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,和参与各项经建工作,如铸炮和改良运河。康熙对传教士甚为信任。1689年,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,中国的代表团中便有2名耶稣会的传教士:张诚(法籍)和徐日升(葡籍),充当翻译和顾问。1692年,康熙颁报上谕,准许传教士自由传教,人民自由信教。次年康熙更因传教士带来的药物而治愈疟疾。
  17世纪末叶时,中国天主教会确实是朝气勃勃,前途一片光明,教友的人数已接近30万。可惜其后掀起了礼仪之争,使中国天主教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。
  中国礼仪之争的肇始,在于各派传教士团体之间对中国教友敬孔祭祖的不同解释,以及对「天主」的不同称呼。耶稣会士遵守利玛窦的立场,视中国人的敬孔祭祖礼仪为民间的习俗,纯粹出于敬意及孝思,不涉及宗教因素,因此也不会抵触天主教教义。但以道明会和方济会为主的后起派,却认为这些祭礼与教义相冲突。这些争执不仅是学理上的争论,更是关乎到信友们日常信仰生活的切身问题。教廷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立场,起初十分暧昧。1700年,在京的耶稣会士曾上书康熙,请求皇帝声明敬孔祭祖的意义。康熙乃批示敬祖敬孔纯为敬爱先人和先师的表示,并非宗教的迷信。但教廷仍于1704年颁令斥责中国礼仪,教友不得参与敬孔和祠堂中的礼节,不得在牌位或坟前上供,牌位上不得有灵位字样,不得使用「天」或「上帝」二词称神,只可用「天主」一词。1705年教廷特使多罗主教来华,宣布教廷的决定。多罗起初获得康熙的接见,但当康熙知道了他的来意后,便把他遣至南京,并颁令所有传教士若愿意遵守利玛窦的成规而逗留在中国者,必须领取「居留票」,传教士的活动大大受到限制。另一方面,康熙也派遣耶稣会士到罗马,希望能解释皇帝的立场,可惜这些使者中途死于海难,并未能完成使命。
  多罗到达了南京后,便宣布了教廷禁行中国礼仪的决定。康熙得知后大怒,将多罗驱至澳门。多罗在澳门被葡人软禁,最后在1710年郁郁而死。1715年,教宗格来孟11世颁布「自登极之日」通谕,重申了1704年的禁令。1721年,教廷再次遣使嘉乐主教来华。嘉乐为争取康熙的通融,押下了教宗的通谕,改为有条件同意中国礼仪。但在京的传教士此时又因对教宗通谕的理解而发生争执,康熙对天主教大失信心,遂下令禁止天主教的传教活动。1742年,教宗本笃14世颁布了「自上主圣意」通谕,重申以往的禁令,废除嘉乐的通融措施,中国的礼仪之争到此亦告一段落。
  到这时期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,可以说在传教士的努力下,天主教的信仰已在基层中生了根。可惜教廷未能完全体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教会身处的情况,加上传教士内部的纷争,而掀起了礼仪之争,为中国教会带来很大的打击。因为从此以后,读书人和当官的人,便不得不远离教会。此外,不少人也开始误解天主教是「洋教」和「不尊敬祖先的」,而对教会产生了反感。然而值得欣喜的是,不少教友在这困难的时刻,仍然坚持着信仰。中国的礼仪禁令,终于在1939年由教宗庇护12世所解除。稍后的梵二大公会议更强调礼仪的本地化,各民族的风俗,只要不是和迷信错误无法分解者,教会都惠予衡量。中国教会痛苦的经历,成了普世教会珍贵的经验,更促使整个教会一同成熟和成长。最后,值得一提的是,教宗保禄5世在1615年曾批准中国人采用中文举行全部礼仪,耶稣会士亦于1670年间将弥撒经书和部份圣事礼典译成中文,可惜没有用上多久便停用了。停用的原因,除了受到「礼仪之争」的影响外,亦可能出于当时大部份传教士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学习中文的缘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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